从“挖矿”到“数字淘金热”
2013年的中国西南山区,一个略显陌生的词汇悄然兴起——“比特币挖矿”，彼时，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就能通过运行算法“挖”出比特币，电费低廉、气候凉爽的地区成了“淘金圣地”，四川的水电站、内蒙古的煤矿旁、新疆的风电基地，无数台显卡、矿机被架设起来，组成庞大的“算力农场”，中国虚拟货币挖矿大军由此集结。
这股浪潮背后,是虚拟货币市场的野蛮生长，比特币价格从几美元飙升至数千美元，“挖矿”的利润诱惑难以抗拒，早期参与者凭借低价电力和硬件红利迅速积累财富，带动更多人涌入，从个人“矿工”到专业矿场，从零散作坊到规模化集群，中国迅速成为全球虚拟货币挖算力的绝对主导者，据剑桥大学替代金融中心数据，巅峰时期中国比特币算力占比曾超过75%，相当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算力总和的三倍，挖矿产业链也随之壮大——矿机制造（如比特大陆、嘉楠科技）、矿场运维、矿池服务（如蚁池、F2Pool）形成完整生态，甚至催生了“矿工中介”“电力掮客”等灰色职业。
驱动与乱象：繁荣背后的“双刃剑”
中国挖矿大军的崛起,既是市场逐利的结果，也与特定资源禀赋和技术积累深度绑定，中国丰富的水电、风电等清洁能源，尤其在丰水期（如5-10月）的西南地区，提供了全球最具成本优势的电力，为高耗能的挖矿活动提供了天然土壤，中国在芯片制造、硬件组装领域的产业优势，使得矿机生产迅速规模化，进一步降低了挖矿成本。
繁荣之下暗藏乱象,挖矿是典型的“高耗能、低附加值”产业，一台比特币矿机日耗电约50度，相当于一个家庭一周的用电量，随着矿场无序扩张，部分地区出现“电荒”现象——云南、四川等地曾因矿场大规模接入，导致居民用电受限，甚至出现“工业用电让位于挖矿”的畸形局面，挖矿还滋生了偷电、违规用电等违法行为，部分矿场通过“工业用电”名义申请电力指标，实际转供挖矿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。
更深层的问题在于,挖矿产业的“虚火”加剧了资源错配，大量资本涌入挖矿领域，推高了显卡、芯片等硬件价格，挤占了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的资源；挖矿收益的暴利效应吸引了技术人才、金融资本，对实体经济形成“虹吸效应”，在政策监管缺位的早期，这些乱象如同野草般蔓延，为后续的“清退潮”埋下伏笔。
政策转向：从“默许”到“全面清退”
2021年,中国虚拟货币挖矿产业迎来历史性转折点，5月，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会议，明确“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”；随后，国家发改委将虚拟货币挖矿列入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的“淘汰类产业”，短短数月，内蒙古、四川、云南等挖矿大省相继开展清退行动，无数矿场被迫关停，矿工们含泪拆除设备，算力曲线在中国境内断崖式下跌。
这一政策转向并非偶然,从国家战略层面看，虚拟货币挖矿与“双碳”目标背道而驰——中国承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、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，而挖矿产业年耗电量一度超过全国总用电量的1.5%，相当于整个浙江省的用电量，从金融安全角度看，挖矿滋生了洗钱、非法集资、跨境资本外流等风险，脱离监管的“地下经济”威胁着金融秩序，虚拟货币的去中心化特性与我国对金融活动“必须持牌经营”的监管原则存在根本冲突，放任其发展将挑战货币主权。
政策“利剑”出鞘后，中国比特币算力占比从75%骤降至不足10%，全球挖矿格局被彻底改写——哈萨克斯坦、美国、俄罗斯等国家成为新的算力聚集地，但能源效率、监管成本等问题也随之暴露，这场“清退潮”不仅是中国对虚拟货币态度的明确宣示，更凸显了大国在数字经济时代对“产业方向”与“发展底线”的坚守。
余波与反思：挖矿大军的“前世今生”
中国挖矿大军的兴衰,是一部浓缩的数字经济探索史，早期参与者中，有人通过挖矿完成了原始积累，转型成为区块链技术从业者；有人因政策突变血本无归，成为时代浪潮的“牺牲品”；更有人将目光转向海外，在东南亚、非洲等地寻找新的“淘金地”，而那些曾经的“矿都”，如四川雅安、内蒙古鄂尔多斯，如今正尝试转型——利用闲置算力发展数据中心、云计算，或布局区块链技术应用产业，试图从“挖矿热”中寻找新的发展路径。
这场浪潮也留下了深刻启示：其一，任何产业的发展都不能脱离国家战略与监管框架，尤其是涉及能源安全、金融安全的领域，必须与“高质量发展
中国虚拟货币挖矿大军已渐行渐远,但它们留下的印记并未消失——那些被拆除的矿场、转型的矿工、以及关于“算力与能源”“投机与价值”的思考，仍在继续影响着中国数字经济的未来走向，或许，这正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：真正的“淘金热”，从来不是对财富的盲目追逐，而是对技术向善、产业合规、可持续发展的理性探索。